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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桃花扇》剧照

今年是江苏省昆剧院《桃花扇》创演30周年的纪念。4月,在北京大学开始了《桃花扇》全国巡演的首演,10月又将在清华大学演出。《桃花扇》一剧,是明清传奇的殿军,也是昆曲走向极盛时在文学上的一个高峰。但奇怪的是,《西厢记》《牡丹亭》《长生殿》等古典名剧,常常见诸舞台,尤其是《牡丹亭》,几乎已成为昆曲的代名词。而《桃花扇》则不似这些古典名剧。自1950年代以来,《桃花扇》只有北方昆曲剧院和江苏省昆剧院曾排演本戏。而整理的折子戏,也仅寥寥数折而已。

笔者曾在参与编选《昆曲艺术大典·音像集成》时,得睹北方昆曲剧院与江苏省昆剧院于20世纪八、九十年代先后排演的《桃花扇》的录像。2006年,江苏省昆剧院制作《1699桃花扇》,其后,笔者陆续观看了《1699桃花扇》的多种版本。近年因江苏省昆剧院在北京大学固定举办“春风上巳天”,又得以两度观看江苏省昆剧院此版《桃花扇》,因此产生了很大的兴趣。譬如在2014年4月19日,就携《寻不到的寻找——张弘话戏》一书观看《桃花扇》。在剧场里,戏与剧本两厢对照,深有所感,可作三点分述:

其一,回归昆剧舞台美学传统。自1950年代以来,戏曲舞台多模仿话剧舞台,以大型实景及“声光电”的使用为新的舞台美学,是为一大弊病。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“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”后,舞台美学渐有由繁至简的趋势。此版《桃花扇》30年的舞台景观变化即是典型。在最初演出的舞台上,设有实景。而如今的演出,则几乎还原到“一桌二椅”的传统舞台。这种变化,一方面与人们对昆曲的认知趋于传统有关,昆曲作为一种精致、丰富的表演艺术,过多的舞台实景不仅压缩了演员的表演空间,而且削弱了昆曲美学的表达。另一方面,据笔者观察,或许因青春版《牡丹亭》风行的影响所及。青春版《牡丹亭》的舞台并非传统的昆剧舞台,但白先勇所提倡的“琴曲书画”的昆曲新美学,以抽象、简洁、空灵为追求,既在某些方面契合传统昆剧舞台的美学,又承载了“中国传统艺术的流动博物馆”之功能,呈现出某种“当代艺术”的特征。这种舞台美学,实则给传统戏曲舞台的观念带来冲击与启发,扭转了对话剧舞台亦步亦趋的惯性。此版《桃花扇》在舞台美学上的变化,恰好也呈现了30年间昆剧向传统回归的舞台美学。

其二,重新发现昆曲的人文内核。于此版《桃花扇》而言,主演石小梅作为极度风格化的女小生,自然是其灵魂所在。而编剧张弘赋予此剧的人文内核,则与此相匹配,共同支撑了该剧。此处谨举二例:一是幕前曲《哀江南》,在开场之前,由多位剧中演员穿水衣轮流演唱这一套曲子。《哀江南》为《桃花扇》之名曲,也是《桃花扇》的意义之寄寓,但《桃花扇》改编演出时,因曲子较长,往往会被舍弃。此版《桃花扇》原来并无此曲,但某次赴美演出时将之加作幕前曲,之后便固定下来。这种处理,实则是对《桃花扇》所蕴含的人文精神的确认,开场之际便将全剧笼罩于悲剧氛围。二是对《桃花扇》结尾的改动,孔尚任原著结尾为侯方域与李香君双双入道,抗战时期的欧阳予倩改本则以香君痛斥侯方域,沉江而死为结局。而张弘以李香君寻找侯方域为结尾,仅仅是一门之隔,因李香君所寻找的是“理想的侯方域”,实则是“内心的幻影”,而形成“寻不到的寻找”之结局。

这一点可与欧阳予倩所改京剧、桂剧《桃花扇》相对比。抗战期间,欧阳予倩应马君武之邀,到桂林进行桂剧改革,排演《梁红玉》《木兰从军》《桃花扇》等剧,其中以《桃花扇》最为轰动。桂剧《桃花扇》是由欧阳予倩此前所编京剧本改编而来,虽是借用孔尚任原著《桃花扇》的人物及线索,但又加入了抗战时期的主题,也即在爱国与投降之前的抉择。剧中李香君受岳飞“精忠报国”之影响,而侯方域则成为投降者的象征,最后李香君痛斥侯方域,沉江而死。这种处理,无疑是符合彼时抗战的时代气氛。《桃花扇》将南明的国家命运与抗战时期的中国命运互相映照,切中时代之情感,因而成为经典剧目。陈寅恪于1959年在广州观看桂剧《桃花扇》,即赋诗“兴亡遗事又重陈,北里南朝恨未申。桂苑旧传天上曲,桃花新写扇头春”。

“寻不到的寻找”是“张弘话戏”一书的主题,也是他编剧思想的核心。对于人生况味的体会、对精神性的执着,以及对于文学性的玩味,都是张弘赋予此剧的新的人文内核,因而使得此剧在气质上不同于其他版本的《桃花扇》,也不同于时下的绝大多数戏曲作品,给昆剧提供了新的可能性。

其三,开掘昆剧舞台的空间。张弘的剧作,在体制上追摹元杂剧,善于体会剧情,并借此开掘昆剧的戏剧性空间,赋予其更深的内涵。此次《桃花扇》巡演号称“一戏两看”,即连演两天《桃花扇》,第一天是本戏《桃花扇》,第二天是《桃花扇》选场。《桃花扇》选场,是由张弘整理挖掘《桃花扇》传奇里的新旧折子戏串折而成。《桃花扇》常被认为排场不够热闹,不适合舞台演出。但经张弘之手,《桃花扇》折子戏里的戏剧性要素得以显露,因而显得“好看”。其成功之例,如《题画》《沉江》二折,虽是新编,但已成为经典剧目。此次演出,又增有《侦戏》《逢舟》等折,《侦戏》以阮大铖想交好复社文人,不仅送自己的家班演《燕子笺》,并派遣家人偷听复社文人的议论,通过家人每次报告的变化,来营造戏剧空间。而《逢舟》以昔日秦淮名妓李贞丽已流落为老兵之妇,在黄河上巧逢苏昆生,来展示乱世无常之时空。

近些年来,将“复古”作为“创新”的手段,挖掘整理古代的昆曲文本,使之重现于舞台,成为昆曲创作中一种主要的潮流。但是,更重要的或许是,无论是“复古”或“新编”,昆剧舞台的传统美学如何得以体现,甚乃重新发现?在这一意义上,此版《桃花扇》的理念、发展与变迁,正是值得关注与细论的典型文本。

(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、北京大学昆曲传承与研究中心副主任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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